老烟生于1932年，在家中排行老小，前面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。老烟是让我奶奶用几贴麝香膏打下来的，因为她生孩子实在生烦了。我奶奶原本也是於潜县的一枝花，却十年连生五胎，怎受得了这份洋罪？怀上老烟以后，我奶奶下决心要把这一胎打掉。谁想老烟的命很硬，提前两个月出来，却一副没事人的样子。我奶奶问心有愧，对这个老六格外关照，每晚特许他睡在自己脚头，直到他长到七八岁。

老烟属于“蔫淘”型的孩子，敏感、怕羞、好奇、好动，虽不顽劣，却也调皮捣蛋。他4岁半上小学（虚岁6岁），自理能力很差，有时还尿裤子。老烟并不是一个天才儿童，功课马马虎虎稀里糊涂。到了初中，老烟在外县就读，没了管束，成绩更是不行，数理化一窍不通，英语连10分都考不到。唯独作文还有点灵气，曾经让语文老师表扬过一番。老烟从此愈发偏科，天天看小说，学业更加没指望了。

1946年，我奶奶送老烟到杭州念高中。我大伯当时在一所学校任教，便充当他的监护人。不过大伯那时忙着谈对象，对这个小他10岁的弟弟并不十分关心。老烟结交了一帮狐朋狗友，天天逃课，在外面四处游荡。那时社会十分动荡，大学生动辄上街游行，“反饥饿、反内战、反迫害”。老烟这类中学生也经常混迹其间，兴奋异常。他见过马寅初带着浙大学生游行，深受感召，朦胧中对“民主”、“自由”充满了向往。不过，老烟那时的革命觉悟比阿Q强不到哪儿去，基本上源于一种无厘头的愤懑与不满，闹完事后照样去街头租看冯玉奇的艳情小说。

然而，成长的烦恼始终困扰着少年老烟。眼看毕业在即，自己却拿不到一份像样的成绩单，将来如何在社会上混？大伯的冷淡和厌烦更激发了他对自立的渴望。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走不了，老烟唯有走革命的道路。杭州解放没几天，老烟就背着家人，和几个同学偷偷跑到苏州参军。在温暖明媚的阳光下，这些毛孩子坐在运河的驳船上，嬉笑打闹。两岸芳草依依，鸟鸣婉转，送着他们朝一片崭新的天地驶去……

老烟参军是靠着一个同学的关系，此君的姐夫在××军的兵站当政委。到了目的地，几个人受到热情欢迎，领了新衣服，又痛痛快快洗了个澡，然后到营房睡觉。他们以为这就算入伙了，没想到两天后被通知去体检。他们当中的钱君小腿落有残疾，走路微跛，没能通过体检，被遣返回校。钱君临走时大哭一场，几位伙伴也跟着落泪。不准革命的痛苦大概与失恋相仿，为了排遣苦闷，钱君在回去的路上找了个“向导女”作陪。没想到晚上当兵的查房，把钱君给揪了出来，搞得灰头土脸，狼狈不堪。消息传来，老烟等人对钱君这种“不革命，宁堕落”的行为十分不齿，原先那份不舍之情一下跑得无影无踪。

参军成了老烟一生最重要的转折点。他百无一能，如果留在杭州，大概就成小混混了。我大伯毕业于名校，那时已经人模狗样，抽好烟穿名牌，正大踏步迈入上流社会。可是一解放，他的好日子便终结了。我的爷爷奶奶都属于剥削阶级，我大伯自然是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，每次运动都被揪出来斗一斗，搞得他大半辈子抬不起头来。老烟因为参军，成了革命阵营里的一员，之后虽然受过一些冲击，都是由于他多嘴多舌，与家庭出身无关。改革开放以后，我大伯总算摘帽平反，并靠着旧日的海外关系成了市统战对象，但与老烟相比，还是要差一截。老烟于1949年10月1日之前参加革命工作，享受离休待遇。这帮老家伙现在是越来越少，已成珍稀动物，医药费实报实销，退休金年年上涨，拿着离休证，坐公汽、逛公园统统不买票。老烟这个红本本甚至连进故宫都没问题，搞得我心里着实不平衡。抚今追昔，老烟感慨万千：要不是当初去参军，哪能有今天这个待遇？革命还是好啊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