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烟生于1932年,在家中排行老小,前面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。老烟是让我奶奶用几贴麝香膏打下来的,因为她生孩子实在生烦了。我奶奶原本也是於潜县的一枝花,却十年连生五胎,怎受得了这份洋罪?怀上老烟以后,我奶奶下决心要把这一胎打掉。谁想老烟的命很硬,提前两个月出来,却一副没事人的样子。我奶奶问心有愧,对这个老六格外关照,每晚特许他睡在自己脚头,直到他长到七八岁。

老烟属于“蔫淘”型的孩子,敏感、怕羞、好奇、好动,虽不顽劣,却也调皮捣蛋。他4岁半上小学(虚岁6岁),自理能力很差,有时还尿裤子。老烟并不是一个天才儿童,功课马马虎虎稀里糊涂。到了初中,老烟在外县就读,没了管束,成绩更是不行,数理化一窍不通,英语连10分都考不到。唯独作文还有点灵气,曾经让语文老师表扬过一番。老烟从此愈发偏科,天天看小说,学业更加没指望了。

1946年,我奶奶送老烟到杭州念高中。我大伯当时在一所学校任教,便充当他的监护人。不过大伯那时忙着谈对象,对这个小他10岁的弟弟并不十分关心。老烟结交了一帮狐朋狗友,天天逃课,在外面四处游荡。那时社会十分动荡,大学生动辄上街游行,“反饥饿、反内战、反迫害”。老烟这类中学生也经常混迹其间,兴奋异常。他见过马寅初带着浙大学生游行,深受感召,朦胧中对“民主”、“自由”充满了向往。不过,老烟那时的革命觉悟比阿Q强不到哪儿去,基本上源于一种无厘头的愤懑与不满,闹完事后照样去街头租看冯玉奇的艳情小说。

然而,成长的烦恼始终困扰着少年老烟。眼看毕业在即,自己却拿不到一份像样的成绩单,将来如何在社会上混?大伯的冷淡和厌烦更激发了他对自立的渴望。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走不了,老烟唯有走革命的道路。杭州解放没几天,老烟就背着家人,和几个同学偷偷跑到苏州参军。在温暖明媚的阳光下,这些毛孩子坐在运河的驳船上,嬉笑打闹。两岸芳草依依,鸟鸣婉转,送着他们朝一片崭新的天地驶去……

老烟参军是靠着一个同学的关系,此君的姐夫在××军的兵站当政委。到了目的地,几个人受到热情欢迎,领了新衣服,又痛痛快快洗了个澡,然后到营房睡觉。他们以为这就算入伙了,没想到两天后被通知去体检。他们当中的钱君小腿落有残疾,走路微跛,没能通过体检,被遣返回校。钱君临走时大哭一场,几位伙伴也跟着落泪。不准革命的痛苦大概与失恋相仿,为了排遣苦闷,钱君在回去的路上找了个“向导女”作陪。没想到晚上当兵的查房,把钱君给揪了出来,搞得灰头土脸,狼狈不堪。消息传来,老烟等人对钱君这种“不革命,宁堕落”的行为十分不齿,原先那份不舍之情一下跑得无影无踪。

参军成了老烟一生最重要的转折点。他百无一能,如果留在杭州,大概就成小混混了。我大伯毕业于名校,那时已经人模狗样,抽好烟穿名牌,正大踏步迈入上流社会。可是一解放,他的好日子便终结了。我的爷爷奶奶都属于剥削阶级,我大伯自然是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,每次运动都被揪出来斗一斗,搞得他大半辈子抬不起头来。老烟因为参军,成了革命阵营里的一员,之后虽然受过一些冲击,都是由于他多嘴多舌,与家庭出身无关。改革开放以后,我大伯总算摘帽平反,并靠着旧日的海外关系成了市统战对象,但与老烟相比,还是要差一截。老烟于1949年10月1日之前参加革命工作,享受离休待遇。这帮老家伙现在是越来越少,已成珍稀动物,医药费实报实销,退休金年年上涨,拿着离休证,坐公汽、逛公园统统不买票。老烟这个红本本甚至连进故宫都没问题,搞得我心里着实不平衡。抚今追昔,老烟感慨万千:要不是当初去参军,哪能有今天这个待遇?革命还是好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