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烟参军以后并没有上前线，而是被当作“文化兵”，选入军政干校进行培训。这其中有三个原因：第一，老烟入伍时还不到17岁，属于“小鬼兵”，身体瘦弱，打仗派不上用场。第二，老烟好歹混到了高中（差一个月毕业或者肄业），在大老粗云集的部队里算得上是“知识分子”，并且写得一手好文章。第三，那时华东战事已定，没什么恶仗要打，很多南下的部队已经开始接管大城市，需要大量的政工干部。

老烟在自传中写道：

【一周以后，队伍开拔，由苏州迁到了常熟的支塘镇。我们的营房不在镇上，而在一条汇入长江的小河畔。十几间简陋的平房安置了从各地招来的100多人，以青年学生为主体，还有少量的工人。我所在的11班共12人，数我年龄小。由于军政干校处于创建初期，没有正式校址，也没有正规的训练计划。每天除了听中队长和指导员训话，念念学习材料，开开讨论会，就无所事事了。时值炎夏，门外横贯一条绿漾漾的河流，于是玩水成了众人唯一的娱乐项目。我们中队又是个清一色的和尚队，即使光屁股上下，也没有什么顾忌。我只会狗刨式，胆又小，只能在岸边玩玩。同班一位广东学员，水性极佳，一气能游出好几里，博得大家交口称赞。他自称是孙科（孙中山之子）的亲戚。另一位洪君，身材矫健，喜欢打篮球，游泳也不示弱，成天泡在水中，结果得了中耳炎，半夜里痛得在床上打滚，第二天就用担架送到上一级医务所去了。】

老烟当时的部队生活还是蛮惬意的。江浙本是鱼米之乡，生活富足，又未遭受战争重创——三大战役打完以后，国军已成溃逃之势，没有再发生破坏力很大的“歼灭战”。这些当地驻军成天悠哉游哉，被称作“少爷兵”。有回我和老烟开玩笑，说他当年参军属于是“投机革命”，与“抛头颅洒热血”不沾边，到老了混个“离休干部”，简直发大了！不过话说回来，投机革命比投机股市的风险要大得多，弄不好连命都得搭上，收益自然也要大得多，这符合投资学原理。只是老烟当年还没有投机家（speculator）的素质，如果真像对冲基金那样建立个数学模型算算未来的风险收益，老烟那一腔热血恐怕会顿时变得拔凉拔凉的：“参个鸟军？还是接着当杭州小混混算了！”

老烟所在的部队实行“供给制”，这是十分接近共产主义的一种生活方式——除了不符合“社会产品极大丰富”的条件，所以可称作“原始共产主义”。部队就像一个大家庭，提供基本生活资料和医疗保障。此外，每人再发少量津贴，满足一点个人消费偏好。这样的制度在低收入水平上使人们获得了足够的安全感，而在那个年代，“安全”可是一个奢侈品。加入“供给制”，就算进了保险箱，一切都有“组织”罩着，不必为生计发愁，这使长期靠母亲兄姐供养的老烟获得了成人的自尊。

在老烟的班上，就连这点津贴也共了产。班长是个三十多岁的老兵油子，而其他都是十几岁的新兵蛋子，因此班长就顺理成章地当起了家长。每逢月初，班长把全班的津贴统一领出来，然后分成三份：首先抽点头贴补家用——这算不得“贪污”，班长的老婆孩子也属于这个大家庭的成员，焉能不管？其次买点牙膏肥皂，由各人领用。剩下的钱基本上都拿来买烟了。班长是个老烟鬼，自己那份津贴根本不够抽的。开学习讨论会时，班长就在桌上搁一袋花生米，旁边是两盒家庭手工卷的香烟，一盒50支。班长对一众小鬼说：“抽吧抽吧，反正都是用你们的钱买的，不抽白不抽！”就这样，一个老烟鬼很快培养出11个小烟鬼。

【除了玩水，最感兴趣的事就是听班长摆龙门阵了。他是老上海，做过公共汽车售票员。吃这碗饭必须跟三教九流打交道，见的人和事多了，脑袋里装的故事自然就多。一有空，我们这些小鬼总缠着他说上几段，但他思想有顾虑：谈的都是十里洋场发生的事，哪会不带点“荤腥”？可我们偏偏爱跳进这污泥浊水里打滚，于是他开讲前总要谨慎地把门关上。

留在我记忆中的，现在只有这样一个故事了。在公共汽车上，他跟司机常联手玩一种“游戏”：当乘客较多时，如有摩登女郎上车，他会借售票之便，挨近女郎，然后只消咳嗽一声，司机马上来个急刹车，那位性感美人就会不由自主地扑进他的怀里，他乘势拦胸托住，一亲芳泽。特别在夏天，仕女们只着薄薄的绸衫，软玉温香入手，该是何等滋味？他讲得活灵活现，宿舍内爆发出阵阵哄笑。“听君一席话”，我们这些嘴上无毛的小兵，穿着短裤夹紧双腿，“压根”不敢站起来。虽说军营内思想控制的力度很强，但性信息的传播力度更强。尤其在解放初，共产主义清教徒尚未遍布人间，还没法把我们搞成“一个高尚的人，一个纯粹的人，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”，所以有井水处必有黄段子。】

班长有次坐船回家探亲，快到岸时，突然从树丛里窜出一股土匪。班长穿着军服，却没有带枪，急忙一个鱼跃跳进河里，朝对岸游去。土匪看到是解放军，便开枪扫射，一梭子打中他的头部，当即没顶——“没”念mò念méi均可。消息传来，全班小战士如丧考妣，第一次领略到革命斗争的残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