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烟在古庙里呆了差不多两年，这里虽然香火不兴，人气却是越来越旺。硕果仅存的几个和尚都被挤到狭小的后院内，守着木鱼青灯，依旧吃斋诵佛。他们进出都走后门，与速校不发生往来。对于外界的变化，和尚们视而不见、充耳不闻，有如《荷塘月色》中的朱自清：“热闹是他们的，我什么也没有。”

【走进古庙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正中间的戏台。这戏台十分宏伟，雕梁画栋，檐牙高啄。台上的四根柱子有十几米高，大可合围，虽然漆色陈旧，但并无残破。建校之初，戏台不常使用，偶尔师首长前来视察，到台上做个报告，仅此而已。文工队来了以后，技痒难忍，天天琢磨这块宝地，想在上面一展身手。最后他们决定排演一出话剧，庆祝即将到来的“五一”节。教员中不少年轻人也跃跃欲试，想在剧中谋一个角色。我生平最怕演出，在军大唱大鼓的悲惨经历记忆犹新，所以对此提不起兴趣来。

但我在速校担任团支书，各方面都要起带头作用，不能在演戏上当逃兵。当时为配合工人运动的主题，文工队找来一个外国剧本，反映美国的阶级斗争，分配我演工人代表，我的室友李世一演资方代表。我的台词并不多，但要做一个“高难”动作：当罢工谈判破裂、我愤愤离去时，资方代表推了我一下，我须扑倒在地。为了摔得逼真，我成天在宿舍练习，可总是效果不佳，让李世一觉得像在操练卧倒。我愁得食欲大减，夜里失眠，担心演不好让别人笑话。可是丑媳妇总得见公婆，到了演出那天，我被推上台，胳膊腿全不听使唤。还好没忘记台词，但嗓子眼像塞着异物，声音总放不开，镇不住台下的观众。谈判完后，我光等着李世一推我，却忘了自己要先转身，结果让他给推了个仰八叉，尾巴骨磕在戏台上，痛得我简直站不起来。此后几天我都是搬着屁股上讲台，大家笑话之余，却也夸我演戏演得认真投入。

演出后大概过了一两个月，突然出了一件恐怖的事：李世一犯神经了！他晚上睡觉时梦呓不止，大呼小叫；白天到处乱窜，口中念念有词，遇人拦截则倒地打滚。张主任下令给我，必须对他实行24小时监管，以免发生意外。为此我派身强力壮的教员轮流值班，寸步不离其左右。我抱着一线希望，想利用彼此的深笃友情，做他的思想工作，让他把内心的积郁吐出来。我陪他外出散步，启发他坦白隐情，可是说了半天纯属对牛弹琴，最后只能铩羽而归。进了庙门，他不走正道，非得从戏台下穿过去，我只能尾随其后。可这位老兄根本不知道弯腰低头，脑袋撞在一道道横梁上，发出“嘣嘣嘣”的声响，像是在敲木鱼。这可把我给吓坏了。我使劲喊他，他毫无反应，只顾往前走。我思忖：“看来这家伙真成神经病了！”好容易把他护送到宿舍躺下，我立即向张主任汇报，第二天将他押上车送往师部医院。

2004年春，财大气粗的李世一独力筹办速校战友第三次聚会。我先到宁波，住进他刚刚买下的新居，与他促膝长谈至深夜。问及在速校发神经的事，他摸着络腮胡子哈哈大笑：“我从师后勤调到速校，本来就憋了一肚子气。我是跟女友一起参军的，那时部队不让咱们这种小兵谈恋爱。我与她订了生死盟约，不论组织如何施压，永不变心。可不久还是被协理员知道了，三天两头做思想工作。我不听，他就派人盯梢。女友在卫生队当护士，住在一户人家的楼上。我去秘密约会，却给协理员的密探堵住了大门。正好墙角放了把油布伞，我抄起来打开，从窗户往外纵身一跳。幸亏月下老人保佑，三层楼居然没摔伤。可组织的力量是强大的，女友那边被迫把我出卖了。后来协理员将我调出，来到速校。女友也调到离我很远的单位。”

我问：“你那时患病，是真是假？”李世一道：“我也说不清楚，真真假假吧。总之心里很郁闷，想找地方发泄，看到你们为我忙得团团转，很高兴。”我又问：“戏台底下撞头的事还记得吗？”他一本正经地辩白：“那是真的，我头上还鼓起一个大包哩！”

虽然有情人未成眷属，李世一现在过得并不赖，三子一女都有出息。长子做游戏机生意，赚了大钱。李世一实行封建式家长制，已经45岁的长子不听话，他随手就扇耳光，儿子心甘情愿地领受体罚，毫无怨言。子女的事大包大揽，为此老俩口也付出了高昂的健康代价，一个高血压，一个糖尿病。我批评他的家庭理念大大落后于时代，想说服他改弦易辙。李世一连连点头称是，事后则一切照旧。我完全是浪费口舌。】

昨晚接到老烟的一个电话，声音有些沉重。他说白天刚做完骨扫描，查出右肋第三根附近有一个新的浓聚点，看来骨转移还在继续发展。如果新发浓聚点在骨膜上，问题倒也不大，癌细胞要蚀入骨髓还有相当长一段时间。但如果此物出现在肺部，则是很麻烦。结果到底怎样，还得进一步检查。我安慰他：肺部手术还是好做的，术后恢复也不错。老烟却斩钉截铁地说，他一不化疗，二不手术，爱谁谁吧！我一时无语，只能挂断电话。

也许老烟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我一直幻想与他分别时能够洒脱一些，“无为在歧路，儿女共沾巾”。但这一天真的到来时，我能做到吗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