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烟在古庙里呆了差不多两年,这里虽然香火不兴,人气却是越来越旺。硕果仅存的几个和尚都被挤到狭小的后院内,守着木鱼青灯,依旧吃斋诵佛。他们进出都走后门,与速校不发生往来。对于外界的变化,和尚们视而不见、充耳不闻,有如《荷塘月色》中的朱自清:“热闹是他们的,我什么也没有。”

【走进古庙,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正中间的戏台。这戏台十分宏伟,雕梁画栋,檐牙高啄。台上的四根柱子有十几米高,大可合围,虽然漆色陈旧,但并无残破。建校之初,戏台不常使用,偶尔师首长前来视察,到台上做个报告,仅此而已。文工队来了以后,技痒难忍,天天琢磨这块宝地,想在上面一展身手。最后他们决定排演一出话剧,庆祝即将到来的“五一”节。教员中不少年轻人也跃跃欲试,想在剧中谋一个角色。我生平最怕演出,在军大唱大鼓的悲惨经历记忆犹新,所以对此提不起兴趣来。

但我在速校担任团支书,各方面都要起带头作用,不能在演戏上当逃兵。当时为配合工人运动的主题,文工队找来一个外国剧本,反映美国的阶级斗争,分配我演工人代表,我的室友李世一演资方代表。我的台词并不多,但要做一个“高难”动作:当罢工谈判破裂、我愤愤离去时,资方代表推了我一下,我须扑倒在地。为了摔得逼真,我成天在宿舍练习,可总是效果不佳,让李世一觉得像在操练卧倒。我愁得食欲大减,夜里失眠,担心演不好让别人笑话。可是丑媳妇总得见公婆,到了演出那天,我被推上台,胳膊腿全不听使唤。还好没忘记台词,但嗓子眼像塞着异物,声音总放不开,镇不住台下的观众。谈判完后,我光等着李世一推我,却忘了自己要先转身,结果让他给推了个仰八叉,尾巴骨磕在戏台上,痛得我简直站不起来。此后几天我都是搬着屁股上讲台,大家笑话之余,却也夸我演戏演得认真投入。

演出后大概过了一两个月,突然出了一件恐怖的事:李世一犯神经了!他晚上睡觉时梦呓不止,大呼小叫;白天到处乱窜,口中念念有词,遇人拦截则倒地打滚。张主任下令给我,必须对他实行24小时监管,以免发生意外。为此我派身强力壮的教员轮流值班,寸步不离其左右。我抱着一线希望,想利用彼此的深笃友情,做他的思想工作,让他把内心的积郁吐出来。我陪他外出散步,启发他坦白隐情,可是说了半天纯属对牛弹琴,最后只能铩羽而归。进了庙门,他不走正道,非得从戏台下穿过去,我只能尾随其后。可这位老兄根本不知道弯腰低头,脑袋撞在一道道横梁上,发出“嘣嘣嘣”的声响,像是在敲木鱼。这可把我给吓坏了。我使劲喊他,他毫无反应,只顾往前走。我思忖:“看来这家伙真成神经病了!”好容易把他护送到宿舍躺下,我立即向张主任汇报,第二天将他押上车送往师部医院。

2004年春,财大气粗的李世一独力筹办速校战友第三次聚会。我先到宁波,住进他刚刚买下的新居,与他促膝长谈至深夜。问及在速校发神经的事,他摸着络腮胡子哈哈大笑:“我从师后勤调到速校,本来就憋了一肚子气。我是跟女友一起参军的,那时部队不让咱们这种小兵谈恋爱。我与她订了生死盟约,不论组织如何施压,永不变心。可不久还是被协理员知道了,三天两头做思想工作。我不听,他就派人盯梢。女友在卫生队当护士,住在一户人家的楼上。我去秘密约会,却给协理员的密探堵住了大门。正好墙角放了把油布伞,我抄起来打开,从窗户往外纵身一跳。幸亏月下老人保佑,三层楼居然没摔伤。可组织的力量是强大的,女友那边被迫把我出卖了。后来协理员将我调出,来到速校。女友也调到离我很远的单位。”

我问:“你那时患病,是真是假?”李世一道:“我也说不清楚,真真假假吧。总之心里很郁闷,想找地方发泄,看到你们为我忙得团团转,很高兴。”我又问:“戏台底下撞头的事还记得吗?”他一本正经地辩白:“那是真的,我头上还鼓起一个大包哩!”

虽然有情人未成眷属,李世一现在过得并不赖,三子一女都有出息。长子做游戏机生意,赚了大钱。李世一实行封建式家长制,已经45岁的长子不听话,他随手就扇耳光,儿子心甘情愿地领受体罚,毫无怨言。子女的事大包大揽,为此老俩口也付出了高昂的健康代价,一个高血压,一个糖尿病。我批评他的家庭理念大大落后于时代,想说服他改弦易辙。李世一连连点头称是,事后则一切照旧。我完全是浪费口舌。】

昨晚接到老烟的一个电话,声音有些沉重。他说白天刚做完骨扫描,查出右肋第三根附近有一个新的浓聚点,看来骨转移还在继续发展。如果新发浓聚点在骨膜上,问题倒也不大,癌细胞要蚀入骨髓还有相当长一段时间。但如果此物出现在肺部,则是很麻烦。结果到底怎样,还得进一步检查。我安慰他:肺部手术还是好做的,术后恢复也不错。老烟却斩钉截铁地说,他一不化疗,二不手术,爱谁谁吧!我一时无语,只能挂断电话。

也许老烟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我一直幻想与他分别时能够洒脱一些,“无为在歧路,儿女共沾巾”。但这一天真的到来时,我能做到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