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烟进了军大以后，并不是一开始就在政教班。他先在预科学了半年，因表现不错，获准升入本科。在填写系别志愿时，他和所有人一样，简单勾了“服从组织分配”。因为喜欢舞文弄墨，他在“个人爱好”一栏填的是“文艺”，结果真被分到了文艺系。老烟很兴奋，以为从此可以走上梦寐以求的作家之路。不料报到以后，才知道文艺系是为部队培养文艺演员的，由京剧队、戏剧队、歌舞队三摊子组成，与作家根本不搭界。这下老烟可傻了眼：他虽然性格活跃，平常也能唱点小曲，却不是当演员的料，尤其怕在舞台上抛头露面。可是自己选了“服从组织分配”，又怎好轻易反悔呢？

文艺系对老烟这位“骨干分子”挺重视，安排他学大鼓，还找了个老艺人给他当师傅。老烟拿得了笔杆，却拿不了鼓槌，敲了半天才找到点节奏感，可一开口说唱，手上又乱了。每天早晨天刚亮，他就跑到花园里吊嗓子。周围绿树成荫，十分幽静，是个练声的好去处。可他不得发声要领，高音上不去，练来练去都快成破锣嗓子了。如此折腾半个月，他实在受不了了，于是拉着个同病相怜的陈君去找教导员求情。

【我们因为无力把握命运而信起神来。我拣了块小瓦片，与陈君一起认定“凹面朝上为吉”，然后使劲向空中抛去。瓦片掉在地面上，弹了几下停住。我们凑近一看，居然如愿以偿，于是信心倍增。陈君的阅历远胜于我，一路上他编排了不少说服教导员的理由。

进了大队部，发现有几位同学也因分配不称心来泡蘑菇，教导员正在做他们的思想工作。形势明显不太有利，但我们最后还是鼓起勇气，跟教导员对上了话。他耐心听完申诉，然后问：“那你俩想去哪个系？”“去政教班。”这是我与陈君商议好的口径。教导员当即写了封介绍信，下午我们就去政教班报了到。

在这节骨眼上，教导员是个关键性人物，如果他不开绿灯，我后面的人生轨迹就会改变。至于是凶是吉，倒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判断。也许大鼓一直打下去，我还真打成了角儿呢！至少不会打到北大荒去吧……世事浮沉，哪个说得准？

政教班全称为“政治教员训练班”，团一级建制，领导机构称为“团部”，下属6个中队，大都是从上海招来的大学生和旧职员，政治思想情况比较复杂。招生时言明只经过4个月的学习培训，即可按各人专长分配工作，所以报名者十分踊跃。规定的时间转眼过去了，可短训班的思想改造却煮成了夹生饭：不少人连自己的经历都不愿向组织抖落干净，哪还谈得上脱胎换骨进行思想改造？于是校政治部决定将学习期限延长半年，并从预科毕业生中挑选一批具有高中文化的团员去充当骨干分子，这种做法即后来所谓的“掺沙子”。我和陈君刚好赶上这个机会，所以转系立获批准。我被分配到5中队10班当团小组长——这个“团”是指共青团，当时在学员中党员并不多，组织上主要是靠团员干展工作。团员门槛较低，老学员中有四分之一都是团员，但他们的政治主动性并不能达到领导的期望，所以重任就降临到我们身上。

到新单位一呆，我才发现骨干分子不好当。老学员对上级延长改造的决定本来就牢骚满腹，我们这些来者不善的“外请和尚”，自然会遭到他们的白眼。不过他们敢怒不敢言：按照规定，凡是团员，每天晚上都要主动找小组长汇报思想，否则就被视为“组织观念不强”。而他们汇报的，不光是本人的思想，还有了解到的其他老学员的思想。因此我不仅忙，而且风光无限。在人们心目中，我俨然成了班上的“小政委”，与管行政的班长和抓学习的副班长形成领导一个班的“三驾马车”。

不难想见，老学员的思想汇报质量不会高。他们对“沙子”们避之唯恐不及，哪肯主动袒露真实思想？平日闲暇时间，他们常常三五成群地坐在草坪上打桥牌，而不玩部队中流行的“21点”，认为玩那种大老粗的扑克游戏，有失绅士风度。自己人在一起，有说有笑，无所不谈，如果骨干分子从身旁走过，他们立即换作英语交谈。用的桥牌书也是海外原版，听说他们不少人曾就读于教会大学，英语相当棒。

面对这样一个“后进”群落，我深感责任重大，要求自己时时处处为他们做出表率：听政治报告正襟危坐，不打瞌睡，不交头接耳，即便是“懒婆娘裹脚布”式的报告也认真写笔记；每次开讨论会发言次数最多；节假日主动帮厨，打扫厕所；从不骂人，说脏话，连“他妈的”这一国骂也决不会出自我口。同一居住区的文艺系有不少漂亮姑娘，包括日后成名的陶玉玲，但我绝不会像老学员那样对她们油腔滑调地品头论足……

我在言行举止上一丝不苟，几乎达到自虐境地，为了进行有效监督，更刻意实施了“富氏改造法”。我中学读过《富兰克林自传》，富氏在少年时代为了纠正顽固性缺点，专设一小本，划表登记自己几种主要缺点的出现频率，周末统计后，再订出下周的纠正重点。我也照葫芦画瓢，搞了个本子，天天记录。说句实话，这种活法真够累的，因为它遏制了年轻人的自由天性，但我下定决心，不达目的决不收兵。

“富氏改造法”执行一周后，我却出了件不大不小的事。起因是在班宿舍的“学习园地”上，我贴出一份中国革命“三大法宝”的学习心得，被指导员看中，临走时嘱咐我复抄一份，后天到团部参加《中国革命运动史》学习经验交流会。为此我兴奋极了！

——我将在全团学习积极分子面前宣读这份2000字的心得，多么光彩啊！不，如果能撂开稿纸，将它背诵下来岂不更好！

晚饭后，我独自来到大草坪西北角僻静处，在昏黄的路灯下，一直背到10点半，总算完成了任务。这时周围已不见人影，回宿舍还得走一段路，尿已憋了半天。经过文艺系宿舍楼，东侧有个厕所，我就急冲冲往里进。厕所内灯光昏暗，一进门发现有个人蹲着，模糊地看见半拉屁股。我没在意，正准备解裤带，那里却爆发出尖厉的喊声：

“你要干吗？快滚！”

来自异性的这声尖叫把我吓懵了。我猛然醒悟进错了门，转身往回走，心房怦怦乱跳，还生怕她提起裤子撵上来……。总算蹩进自己的宿舍楼，匆匆上完厕所，悄悄推门进屋，摸黑上床。原先洋溢的快乐被这飞来横祸全搅了，我翻来覆去地考虑明天要不要向指导员交代实情。

——凭天地良心，我的确不是有意的。灯光这么暗，估计她也不会看清我，既然如此，我又何必主动向组织汇报呢？如果我不说，指导员当然不会知道，可是假如那女的已经看清我的模样，明天登门告状，我岂不陷入更大被动？我在文艺系混了半个月，保不齐有人记得我。一旦指导员怀疑我思想不健康，不仅出席交流会的事泡了汤，连团小组长的位子也难保！

我在床上辗转反侧，直到子夜，竟然悟出一点哲理来：

——既然没有心生邪念，事情又不复杂，那我为什么如此焦虑不安呢？哦，原来是害怕别人误会，害怕别人不接受自己说的事实。这意味着，一个人思想行为的是与非，光由自己认定是没有用的，还得由别人来鉴定。但别人哪能像自己这样清楚明白呢？其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。庸人的烦恼是否由此而生？我从不把自己视为平庸之辈，应超越一般见识对待这个问题。

最后我说服了自己：

——既然误入女厕只是不慎所致，为什么不敢向组织说明原委呢？怕失去出席会议的机会，而这正是小资产阶级患得患失情绪在作祟。如果我不能战胜它，就意味着在思想改造战场上当了逃兵！

我下决心明天一早就找指导员汇报思想，终于进入梦乡。

一觉睡醒，昨晚的事情似乎又没那么沉重了。看着窗外随风摇曳的翠竹，我果断做出决定：“既然自己并无邪念，就没有必要向组织汇报。”然而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。见到指导员时，我留意他的每个面部表情，看来看去，好像没什么异样。一连过了几天，也无人找我问罪。我的心逐渐恢复了平静。

这事出在我几乎变成圣徒之际，给我满腔的热情泼了一瓢冷水。我意识到自己无论怎样修炼，都成为不了一个“纯粹的人”。那晚若非执迷于党的三大法宝，我也不至于误入女厕。还是正常点吧！我就一凡夫俗子，只能在这个基础上提高和进步，不能太为难自己了。“富氏改造法”于是戛然而止。

倘若厕所那位女学员当时已经认出了我，事后却没去上告，那我真得感谢她的大恩大德了，但这份感谢是无论如何也送不出去的。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