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军大，老烟虔诚得有如刚刚受洗的教徒，自觉进行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。在领导和同学眼中，他是一位品行端正、思维敏捷、口齿伶俐、成绩优秀的“学习骨干”，政治前途不可限量。随着思想改造的不断深入，老烟越来越有一种圣徒的感觉。他不食人间烟火，充满革命理想，容不得一点“雪花膏”式的小资产阶级情调。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，老烟已经“升华”了。他不需要爱情，视女人如蛇蝎。他的全部原欲都被新的超我投射到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，没有浪费一点一滴——这是职业革命家的最高境界。

俗话说：“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”。眼看老烟即将功成正果，他内心的撒旦却偷偷爬了出来：

【快到结业分配时，我的思想发生了奇怪的变化——我已记不清这是因何事而起。每逢我对某个政治问题进行思考并做出正确结论后，脑中就会不由自主地闪出一个截然相反的结论。想要遏制这结论露头是不可能的，它简直是闯进我头脑中的魔鬼，时时跟我作对，闹得我心神不宁。

比如说，毛泽东提出对苏联要“一边倒”，音乐家紧跟形势创作一首《一边倒》的歌让大家唱：

全世界人民斗争的道路只有一条，

全世界人民斗争只有朝向一边倒，

参加和平民主阵营我们拥护伟大的苏联领导。

戳穿帝国主义的阴谋，

粉碎战争贩子的叫嚣，

我们不做那墙头草，

我们坚决一边倒。

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，倒向它是天经地义的事，否则就得倒向美帝。我一直是这样认识的，歌也不知唱了多少回，脑子里从来没有出现过相悖的念头。可现在却不行了，《一边倒》才唱了两句，“魔鬼”就蹦出来捣乱了：“苏联红军在东北强奸妇女！”

这11个字如果说出来得一两秒钟，可作为一个念头在脑海中闪现，却只需千分之一秒！它的迅速出现与消逝，丝毫不影响我唱歌，但遭此“当头棒喝”，再往下唱已败了兴。这11个字所反映的内容，我已记不清是在哪次闲谈中听人说的。当时既不在意，也不相信，所以早已置之脑后，它丝毫动摇不了我的政治信念。可是现在它却不招自来，从潜意识中鲜活地蹦到我的面前，并且天衣无缝地对号入座唱反调，搞得我措手不及，莫名其妙！

再随便举个例子，有次听报告，谈到享乐腐化思想是地主阶级的本性时，话音刚落，“魔鬼”又跳出来，阴阳怪气地说了句：“地主给牛喂鸡蛋”。这是我童年时的经历，印象本已淡漠，可是“魔鬼”却有本领使它死灰复燃，在我眼前展示出一位不同于黄世仁的开明地主形象。虽然也只是一闪念，但它是大逆不道的，故而令我惶恐不安。

“魔鬼”就这样无情地折磨我直至本科学业结束，它几乎使我对思想改造丧失信心。驻地后面是古城墙，有好几丈高。上面杂草丛生，碎砖遍地，有些城垛已经残破，露出夯土层。我和同学以前经常上去玩，并不觉得有什么危险。自打“魔鬼”出现以后，我就不敢再爬城墙了。脑中总有两个小人在吵架，万一哪位突然对我说一句：“你从城墙上跳下去吧！”我可能真会神志错乱，纵身一跃，摔成肉饼。】

我十几岁就听老烟讲过这段“魔怔”经历，当时只是觉得好笑，并不能理解。上大学后我看过一本《变态心理学》，里面有一个幻听的病例：病人在文革期间受过迫害，有次上厕所一拽抽水马桶，听见流水中有人高喊：“要斗私批修！革命无罪！造反有理！……”到后来，幻听越来越严重，简直无所不在、无孔不入。病人彻夜难眠，痛苦不堪，最后找了一根筷子，把自己的耳朵给捅穿了。老烟当时的症状并没有这么严重，但确实出现了幻觉，这大概属于“洗脑综合症”吧。与大多数工农子弟相比，老烟的思想要复杂得多。他脑中存有童年、少年时期的鲜活记忆，不少记忆与军大的政治说教是不相容的。而且，老烟所处的政教班充斥着一群“旧文人”。他们都是中青年知识分子，学历较高，思想成熟，阅历丰富。尽管老烟作为“沙子”掺杂其间，目的是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，然而天天生活在这群“牛鬼蛇神”当中，他一个“小屁孩”怎能出淤泥而不染？在我看来，老烟的不少落后思想正源于这些人的毒害。他的洗脑是不彻底的，新的超我挤了进来，旧的超我却赖着不走，它们在老烟的脑子里无休止地进行着“思想斗争”。如果老烟在军大继续呆下去，说不定真会发神经。

【上帝保佑，我好容易挨到政教班结业，没有发生什么意外。根据我的政治表现，我拿到一份令人称羡的分配调令：到浙江海防前线的××军，担任师以上干部的文化教员。一行4人，军部和三个师各一名。我们几人的调令直接由军区政治部签发，而其他学员的调令都是本校政治部签发的，这正是我们感到得意之处。

我跟军大的“姻缘”到此为止，在这里共呆了两年差三个月，离开时是1951年3月。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