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军大,老烟虔诚得有如刚刚受洗的教徒,自觉进行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。在领导和同学眼中,他是一位品行端正、思维敏捷、口齿伶俐、成绩优秀的“学习骨干”,政治前途不可限量。随着思想改造的不断深入,老烟越来越有一种圣徒的感觉。他不食人间烟火,充满革命理想,容不得一点“雪花膏”式的小资产阶级情调。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,老烟已经“升华”了。他不需要爱情,视女人如蛇蝎。他的全部原欲都被新的超我投射到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,没有浪费一点一滴——这是职业革命家的最高境界。
俗话说:“道高一尺,魔高一丈”。眼看老烟即将功成正果,他内心的撒旦却偷偷爬了出来:
【快到结业分配时,我的思想发生了奇怪的变化——我已记不清这是因何事而起。每逢我对某个政治问题进行思考并做出正确结论后,脑中就会不由自主地闪出一个截然相反的结论。想要遏制这结论露头是不可能的,它简直是闯进我头脑中的魔鬼,时时跟我作对,闹得我心神不宁。
比如说,毛泽东提出对苏联要“一边倒”,音乐家紧跟形势创作一首《一边倒》的歌让大家唱:
全世界人民斗争的道路只有一条,
全世界人民斗争只有朝向一边倒,
参加和平民主阵营我们拥护伟大的苏联领导。
戳穿帝国主义的阴谋,
粉碎战争贩子的叫嚣,
我们不做那墙头草,
我们坚决一边倒。
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,倒向它是天经地义的事,否则就得倒向美帝。我一直是这样认识的,歌也不知唱了多少回,脑子里从来没有出现过相悖的念头。可现在却不行了,《一边倒》才唱了两句,“魔鬼”就蹦出来捣乱了:“苏联红军在东北强奸妇女!”
这11个字如果说出来得一两秒钟,可作为一个念头在脑海中闪现,却只需千分之一秒!它的迅速出现与消逝,丝毫不影响我唱歌,但遭此“当头棒喝”,再往下唱已败了兴。这11个字所反映的内容,我已记不清是在哪次闲谈中听人说的。当时既不在意,也不相信,所以早已置之脑后,它丝毫动摇不了我的政治信念。可是现在它却不招自来,从潜意识中鲜活地蹦到我的面前,并且天衣无缝地对号入座唱反调,搞得我措手不及,莫名其妙!
再随便举个例子,有次听报告,谈到享乐腐化思想是地主阶级的本性时,话音刚落,“魔鬼”又跳出来,阴阳怪气地说了句:“地主给牛喂鸡蛋”。这是我童年时的经历,印象本已淡漠,可是“魔鬼”却有本领使它死灰复燃,在我眼前展示出一位不同于黄世仁的开明地主形象。虽然也只是一闪念,但它是大逆不道的,故而令我惶恐不安。
“魔鬼”就这样无情地折磨我直至本科学业结束,它几乎使我对思想改造丧失信心。驻地后面是古城墙,有好几丈高。上面杂草丛生,碎砖遍地,有些城垛已经残破,露出夯土层。我和同学以前经常上去玩,并不觉得有什么危险。自打“魔鬼”出现以后,我就不敢再爬城墙了。脑中总有两个小人在吵架,万一哪位突然对我说一句:“你从城墙上跳下去吧!”我可能真会神志错乱,纵身一跃,摔成肉饼。】
我十几岁就听老烟讲过这段“魔怔”经历,当时只是觉得好笑,并不能理解。上大学后我看过一本《变态心理学》,里面有一个幻听的病例:病人在文革期间受过迫害,有次上厕所一拽抽水马桶,听见流水中有人高喊:“要斗私批修!革命无罪!造反有理!……”到后来,幻听越来越严重,简直无所不在、无孔不入。病人彻夜难眠,痛苦不堪,最后找了一根筷子,把自己的耳朵给捅穿了。老烟当时的症状并没有这么严重,但确实出现了幻觉,这大概属于“洗脑综合症”吧。与大多数工农子弟相比,老烟的思想要复杂得多。他脑中存有童年、少年时期的鲜活记忆,不少记忆与军大的政治说教是不相容的。而且,老烟所处的政教班充斥着一群“旧文人”。他们都是中青年知识分子,学历较高,思想成熟,阅历丰富。尽管老烟作为“沙子”掺杂其间,目的是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,然而天天生活在这群“牛鬼蛇神”当中,他一个“小屁孩”怎能出淤泥而不染?在我看来,老烟的不少落后思想正源于这些人的毒害。他的洗脑是不彻底的,新的超我挤了进来,旧的超我却赖着不走,它们在老烟的脑子里无休止地进行着“思想斗争”。如果老烟在军大继续呆下去,说不定真会发神经。
【上帝保佑,我好容易挨到政教班结业,没有发生什么意外。根据我的政治表现,我拿到一份令人称羡的分配调令:到浙江海防前线的××军,担任师以上干部的文化教员。一行4人,军部和三个师各一名。我们几人的调令直接由军区政治部签发,而其他学员的调令都是本校政治部签发的,这正是我们感到得意之处。
我跟军大的“姻缘”到此为止,在这里共呆了两年差三个月,离开时是1951年3月。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