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老干部“换妻”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，有两件事曾经闹得沸反盈天，这里不妨说说。

先是在某团上演了梁祝式的殉情悲剧。团参谋长相中女文印员，可她有未婚夫，在连队当文教，俩人从小就订了亲。参谋长迫不及待，经常找女方谈话、施压，又请出干部股长做男方的思想工作，要他立下保证书，与女方断绝关系。这对小情人给当权者逼得无路可走，抱头痛哭一场，约定时间准备双双殉情。

挨到星期日清晨，梁山伯一头钻进老乡家的柴棚上了吊。祝英台也留下遗书，于同一时间外出寻找僻静处自杀。不料半路上遇到两位同学来访，祝英台一时难以脱身。同学是知情人，来访目的正是劝她别做傻事。见她神色异常，立刻高度警惕，连哄带拽地把她弄回了家，一进门便发现桌上的遗书。祝英台马上被监控起来，没有死成，可怜梁山伯一个人下了黄泉。由于此事影响恶劣，参谋长和干部股长都受到严重处分。

按那时规定，我们是没有资格在部队里谈恋爱的，因为级别不够。对此我们也能够理解和接受。一句话，服从革命需要。当时的营团级干部，在枪林弹雨中度过了青春岁月，没有谈恋爱的条件。现在革命胜利了，他们的年龄也大了，个人问题总该解决。而部队就这些女的，如果我们也参加竞争，更是僧多粥少了。作为权宜之计，让他们优先，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，也耽误不了什么。

至于像师长原配夫人遭遗弃的婚姻悲剧，也是时代造成的。父母包办，妻子年龄比丈夫大，长期不见面，生活环境迥异，这些问题给两人造成难以弥补的差距。夫妻关系仅靠道德和责任来维持，自然变得脆如薄冰了。所以对这类事，我一直持比较宽容的态度。不过像参谋长那样闹出人命来，也确实有点过了。】

老烟还算厚道，这些事情只是点到为止。那时不少干部封建意识浓厚，思想境界跟农民起义军差不多，他们的革命理想说白了就是“封妻荫子”。有些人当年参军时，村长就如此描绘革命美景：“革命成功了，你小子就能分到土地，讨上老婆了。”两千多年前，孟子的辩敌告子曾留下经典语录：“食色性也。”“土地”用来满足口腹之欲，“老婆”用来满足××之欲，人生两大欲望都能由革命实现，革命积极性焉能不高？

当然，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，共产者的远大理想绝不限于“一亩三分地”加上“老婆孩子热炕头”。但是，要把农民发动起来，中国革命必须“包产到户”，让每个人都能明确知道自己的胜利果实有多少。空谈“社会产品极大丰富”，并不会让农民“具有高度的思想觉悟”——干革命毕竟是掉脑袋的事。

革命胜利了，当初开的支票就要兑现了。打江山是为了坐江山。“坐”这个词非常形象，大屁股之下，一切都是我的。“江山”听上去很是神圣，实际上历朝历代都被视为私产，否则不会“引无数英雄竞折腰”。腐儒念念不忘：“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黄金屋。”在“粪土当年万户侯”的革命者看来，这眼界实在太小。腐儒不懂，打下江山来，“面包会有的，一切都会有的！”

现在革命已经成功，同志更须努力。金钱和美女不过是具体而微的江山，盖上革命者的产权封印有何不可？对于头颅尚未抛掉、热血还没洒光的不少干部来说，它们是从事“革命”这一冒险事业应当分得的红利，却之不恭，受之无愧。“问世间情为何物”的叹惜，在他们耳中显得那样可笑。对这些革命的强者来说，甭管情为何物，情只要是物，就能占有，就能交易，就能摧毁——老子江山都拿下来了，还有什么不能得到！

【比殉情事件影响更大的，是我们军王政委的“换妻”。王有文化，能力强，在部队提拔很快。他的妻子被称为“淮北美人”，时任军报编辑，营级干部，自然也是文化人。按理说这对婚姻称得上“天作之合”了，但在胜利形势下，还是经不住“换妻”浪潮的冲击而出现裂痕。无独有偶，王政委看中的也是一位“冬妮亚”，只不过她是军文工团的主要演员。两人眉目传情已有多时，终于被其妻发现。

其妻当然不依，在军部闹得很凶。几位首长出面做了多次调解，均告无效，王不肯回心转意。女编辑绝望了，就向自己的老上级、教导大队的丁政委借来手枪，准备找机会与薄情郎同归于尽！这一鲁莽行动，使她失去了不少同情者。由于发现及时，幸未酿成惨剧，但她已铸成大错，丈夫也由此获得离婚的充足理由。女编辑受了处分，但组织上仍未批准他俩散伙。“三反”运动开始后，这事被当成了典型。1952年8月，军区参谋长到军部开王政委的批判会，团级以上干部参加。有一位在发言时过于激动，竟致假牙飞出。

后来那位文工团员转了业，考上HK学院。过不多久，王政委升调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，两人又开始有了来往。女编辑得知后，精神变得不大正常，天天寻死觅活。军区首长被惊动后，向王下了最后通牒：让他在党票和情人之间做出抉择。可王对两者都不愿放弃，仍然采取拖延战术，终于熬到妻子在离婚书上签了字。

但富于戏剧性的结果是：有情人并未成为眷属。尽管王经常用小车接这位冬妮亚到家中做客，她最后还是嫁给了一位年轻军官。“文革”中王又获晋升，调到北京，上了“四人帮”的贼船。“四人帮”倒台后，王被下放劳动，处境窘迫，冬妮亚得知后还为他落泪。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