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今天世俗的眼光来看，老烟这拨人简直就是一群傻冒。那些丑事自己不往外说，有谁能够知道？可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，每个人都要向组织交心；组织也许诺：只要交待清楚，再大的问题既往不咎。在思想改造过程中，大家都在“比学赶帮超”，看谁改造得彻底，形成一种十分独特的氛围。除了老谋深算之徒外，大多数人都会积极参与，像老烟这类阅历不深的年轻人更容易向组织掏心掏肺。那时的党组织也确实言而有信，不随便扣帽子、打棍子、揪辫子，所以深得人心。但是另一方面，共产党也有硬的一手。随着大小城市被接管，旧政府的众多档案落入新政权，各级部门加快了对“革命新成员”的甄别工作，内查外调，网越收越紧，使那些想隐瞒历史的人越来越恐慌。如果不主动交待问题，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。所以无论自愿还是被迫，每个人最后都要投身思想改造运动，接受洗脑。

洗脑堪称“摄心大法”，具有骇人的力量，它能够逼出一个人灵魂深处的“罪恶”，其干净彻底可与相媲美。而要做到这一点，必须首先控制个体的超我。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，人格由本我、自我和超我组成。本我亦称“里比多”（libido），乃是原始的心理能量，其表达方式为“爱”与“恨”。自我掌控理性选择，其表达方式为“是”与“非”。超我掌控道德审判，其表达方式为“对”与“错”。本我、自我和超我三位一体，它们之间的协调直接影响到人格的健全。如果把本我比做一匹拉车的马，自我就是车夫，超我则是乘客。马提供动力，车夫负责驾驶，乘客决定前进的方向。

本我是与生俱来的，自我和超我则是后天通过学习获得的。超我在成人的精神世界中居支配地位，集中体现了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。这种观念最早是由父母、老师等权威者赋予；超我形成之后，这些具象逐渐隐去，不过权威仍在。一旦本我或自我背叛超我，个体就会产生强烈的羞耻感和负罪感，它们造成的痛苦有时会强烈到让个体选择自杀。

所谓政治洗脑，就是按照统治者的意志，对个体的超我进行重塑。重塑完成以后，超我就会对个体重新进行道德审判，所有与超我相违背的思想都会受到排斥。在这个阶段，个体会产生巨大的精神恐慌，强烈的罪恶感时刻折磨着他的心灵。为了摆脱焦虑，他需要找人忏悔。忏悔意味着皈依，所以接受忏悔的人必须是超我的化身，如同基督教中的神父——作为“骨干分子”的老烟在前面就扮演了李君的神父。

政治洗脑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，各种“表忠”、“交心”活动也与宗教仪式有着惊人的相似。当成千上万信众按照同一方式行事，即使再荒诞的仪式也会变得神圣起来，这时个体往往会放弃任何怀疑和理性思辨。新的超我一旦植入，就会牢牢控制个体的思想，其效力有如魔教的“三尸脑神丹”、神龙教的“豹胎易经丸”。事实上，《笑傲江湖》与《鹿鼎记》均作于文革最烈时期，充满了政治影射。其中众教徒阵前高呼口号的做派，像极了手举红宝书的红卫兵。只不过金庸先生会做人，不愿说破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