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几年前，我看过斯塔夫理阿诺斯的《全球通史》（A Global History by L. S. Stavrianos）。我不是学历史的，当时找这部砖头来啃，完全是为了帮助自己消化刚刚背得的几万单词。在《全球通史》中，斯氏采用一种全景式的风格来描述人类文明史。一个历史事件的评价，取决于它对文明起着推动作用还是阻碍作用。在他的笔下，成吉思汗是个正面人物，因为他创立的蒙古大帝国第一次把东西方文明联成一个板块。靠着蒙古人的商路和驿站，物资和信息在各民族之间畅通无阻地进行着流转，西方的最终崛起与之有着莫大关系。实际上，斯氏对于活跃在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有着特殊的偏爱。在他眼中，匈奴人、突厥人和蒙古人起着“清道夫”的作用，每隔几个世纪就会横扫一次亚欧大陆，摧毁一个个僵死停滞的王国，使各族文明得到充分的交流和融和。人类历史的几次大飞跃都与这些“野蛮民族”的游走轨迹暗中契合。他们忽生忽灭、来去匆匆，好像完全是在执行“上帝之鞭”的击杀使命。

然而，这类文明扩张史也是被征服民族的血泪史。成吉思汗在打下中亚王国花刺子模以后，他的12万铁骑每人手刃10名，灭绝了这个国家的120万人。有人估计，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一共干掉了世界上的2亿人口，不少小民族完全从地球上被抹去了。那时的蒙古人南征北战、长途奔袭，靠的是闪电战取胜。他们不能携带大量俘虏，更不能四处驻扎大军分散兵力，所以只能一味杀、杀、杀。甚至忽必烈建立元帝国以后，还准备把汉人杀得和蒙古人一样多，只是由于宰相耶律楚材力谏，大屠杀计划才最终搁浅。那时的汉人确实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，以至有学者说：汉人真应该为这个契丹人树一座丰碑，他比辛德勒要伟大多了！

然而，我不能因此而反对斯氏的观点，他的“全球史观”揭示了人类文明的进化规律。无论这规律有多么血腥，我只能接受它。《全球通史》看得久了，我常常感到斯氏是站在上帝的立场俯瞰芸芸众生，他的“全景视角”实际上是上帝的视角。小时候看蚂蚁打架，成千上万只蚂蚁激烈厮杀，尸横遍野，但我只是觉得好玩，并不觉得残酷——对蚂蚁来说，我就是上帝。

在史学研究中，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不能掺杂情感因素，否则会影响结论的客观公允。斯氏的方法论完全可以用于研究国别史，只是研究者同样需要保持超然和中立。任何一次伟大的革命，总是伴随着千万颗人头落地。每颗人头都装着一个生命的故事，走进去你可能会被它所感动，为它而哭泣。然而，这只是个人的历史，却不是民族的历史。我们不能用个人的小历史来否定民族的大历史。

然而，又是“然而”，我不能指责老烟多愁善感。他用他的眼、他的心在描述一个曾经如此怜爱他的长辈。对于老烟，黄世仁只是一个舞台形象、一个政治符号，而谭伯伯却是一个活生生的人。老烟那幼小而真实的人生体验，在全力反抗“地主”这个标签所包含的淫邪和罪恶，加在他至爱的人身上。以培根为代表的实验主义者，只相信自己的感官或仪器所发现的东西，而拒绝一切先验命题。老烟身上即带有这种色彩（尽管他那时未必知道培根是何许人也），这使他在人生的任何阶段，都不能完全抛弃自我的经验判断。

大道无情。斯氏的全球史观有其冷血的一面，唯其冷血，才能客观地描述整个人类发展史，而不至囿于狭隘的民族感情。但是，老烟并不是历史学家，我不能要求他冷血地描述自己的历史。个人的历史是人性的历史，而人性从来是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，尽管它经常被大历史的车轮辗得粉碎。

“天若有情天亦老”。天，没有情。人，却会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