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烟一伙在支塘镇没呆一个月，忽接上级通知：军政干校准备并入华东军政大学，部队全体开拔，立即奔赴南京。这真叫“天上掉馅饼”，不光能进大城市，还能进大学堂，可把他们给乐坏了！出发那天，来接他们的是一列拉煤的火车。一路上，他们被飞舞的煤屑包围着，“黑得赛张飞、不让黑李逵”，但个个高唱军歌，兴奋异常。到达南京时，天色已近黄昏。由于各路人马来得太多，军大校园一时住不下，他们这支部队就在马路上露宿。老烟像个刚刚受洗的信徒，满目全是造物主的赐福，胸中充满对共产党的感恩。他在自传中饱含深情地写道：

【队长马上整理队伍，领大家来到一条僻静的柏油路，两侧粗壮的法国梧桐伸出长长的枝条，搭出一道天然穹拱。路灯透过绿叶洒下大大小小的光点，给夜晚添加了一层温馨而又神秘的气氛。我们以班为单位，解开背包，整好被褥，早早躺下了。这种露宿给人以新鲜感，且带点罗曼蒂克的情调。一些人已被旅途劳顿所征服，发出有节奏的鼾声。我则呈现亢奋状态，毫无睡意。忽然，从远处传来阵阵悦耳的嬉笑声，从口音中我听出这是一批来自上海的女学员。一条条五颜六色的裙子从我眼前飘拂而过，伴随着阵阵幽香。她们用流利的方言发出轻微的责怪，嫌我们留的过道太窄，但又感到好玩，因为时时要走出猫步来，才能避免踢到两侧的脑壳……

我透过树叶，凝望满天闪烁的星星，对自己生活的剧变感到难以置信。今天的我已脱离了家庭，自立了，不再倚赖母亲和兄姐，这是最大的收获；也不必再去啃那些味同嚼蜡的教科书，不用再过那些最令人头痛的考试关了，这是第二个收获。一句话，我获得了真正的身心解放！】

老烟被解放军“解放”以后，一直过着散漫闲适的生活，所以头脑中充满了小布尔乔亚的想法，对于革命并没有什么深刻的理解。进了华东军大政教班，老烟终于开始领教共产党的看家法宝——思想改造。那时班上学员有一多半是学历较高的“旧知识分子”，虽然都已投身革命，但与老烟这种不学无术的中学生比起来，他们的思想和经历复杂得多。党要用这些人，必须先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。而老烟的历史属于白纸一张，本人又积极向上，深得组织器重，被当作骨干分子培养，年内入了共青团。老烟十分热中这些政治活动，他希望通过思想改造，把自己变成纯度高达99.99的共产主义者。

【那时的学习方式就是被西方称之为“洗脑”的东西，这个说法准确而形象。学习《社会发展史》是为了批判剥削阶级享乐腐化思想；进行忆苦教育的形象教材是《白毛女》和《血泪仇》。我记得第一次看这两个剧是在南京大学礼堂。喜儿有一幕挺着大肚子上台，怀着黄世仁的孩子，她看见厅堂内张灯结彩，以为黄世仁要跟自己成亲，流露出幻想。《血泪仇》也有一幕让我印象深刻：在还乡团的刽子手按下铡刀时，一个灌满红墨水的猪尿泡被割破，刹那间舞台上“鲜血”四溅，令观众心悸不已。

看完剧，回来就得联系实际进行讨论，揭露封建地主的罪恶。当时不大提资产阶级，主要是因为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学员大多来自地主家庭，而资产阶级在中国没有多少政治力量，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不强，以至我们在讨论中可联系的“实际”并不多。当时我们都把享乐腐化和地主阶级划上等号，而享乐腐化又必然跟玩弄女性紧密相连，所以《白毛女》中黄世仁霸占喜儿的情节，和我们脑海中对地主的道德鉴定完全吻合。可是喜儿被奸怀孕后对主子产生幻想能对头吗？答案当然是否定的，因为有损贫下中农的革命形象，即便作者可能确有生活原型。但在讨论中谁也不会在这上面纠缠，因为会陷入尴尬的两性话题。当我第二次再看此剧时，聪明的作者已将喜儿“打了胎”，删去了后面的相关情节。由此看来，革命文学中的素材和人物是作家手中的一块面团，可以根据政治需要随心所欲地加以塑造。当时我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还极其模糊，直至数十年后，通过许多作家的沉浮和自己在创作中所走的弯路，才逐步领悟到，这是一个很深的陷阱，它使许多有才华的作家只能写出平庸而不真实的作品来。】

老烟对“喜儿打胎”的评论不太厚道。《白毛女》原本就是一出政治剧，当然要为政治目的服务，哪能完全写实呢？如果这个“阶级杂种”生下来，他的成份还真难划定：他身上既流着剥削阶级的血，又流着被剥削阶级的血。这无疑会给血统论者出难题，也会使宣传效果大打折扣，所以“打胎”是必然的选择。事实上，老烟受党教育多年，又长期从事革命文学创作，个中奥妙知道的门儿清。我上初中时学《王贵与李香香》，老烟给全班布置作文，要求把这首长诗改成一篇小说。在描写崔二爷吊打王贵时，我别出心裁地来了一句：“王贵痛得昏了过去，醒来时发现自己尿了裤子。”老烟在一旁加注道：“不妥，有损正面人物的英雄形象。”这篇作文我才得了75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