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军大政教班,老烟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,过一种清教徒的生活。他那时纯洁得有如处男,否则也不会让“半拉屁股”吓得魂不附体。老烟是不是处男我并不清楚,不过他在解放前很看了一堆“黄色文学”,其中最有名者当属冯玉奇。前两天我在Google上搜索此公,居然找出1500个网页(其中含有少量同名同姓者),可见他的作品还是经得起历史考验。这些小说给青春期的老烟上了性启蒙课,使他对男女之情充满了渴望。可是参军以后,火热的军营生活容不下小布尔乔亚的想入非非,老烟以保尔·柯察金为榜样,苦练革命童子功,搞得一身金钟罩铁布衫。

不过老烟出身剥削家庭,这个阶级烙印如同武松脸上的“刺青”,可以讨副膏药暂时糊住,却很难从根上除去。军大的思想改造不可谓不彻底,老烟自觉接受洗脑,洗得大脑如豆腐般嫩白可爱,可是他的“阶级意识”却似鬼魅附体,时时作祟,搞得他后来差点精神分裂。

老烟的家庭成份比较复杂,是个“二小”,即“小地主兼小资本家”。我爷爷在国民政府时期做过新昌县法官,收入还可以,但他不善理财,嗜烟嗜赌,身体很糟,50来岁得了肺结核。为怕传染亲人,他独自住在家中佛堂,每日吃斋诵经,但并未得到佛祖保佑,3年后还是驾鹤归西。他去世以后,我奶奶带着孩子搬回於潜县老家。她在那里有19亩田地和一片山林,因此算个“小地主”。为了维持生计,奶奶拿出一些钱来,入股几家商号,合伙倒腾点土特产,这便是“小资本家”之由来。

老烟小时,经常去其他地主或资本家的家里玩。这些人都是我爷爷的故交,但比我爷爷要阔得多。老烟在自传中记载了一件“地主给牛喂鸡蛋”的故事,那时他只有十岁。

【在西乐堰,我还可以到斜对面大油坊的老板谭伯伯家去住。他是县里有名的富户,跟母亲熟,如进城办事,有时就住在我家的右厢房。他是一位开明士绅,跟家乡的土地主完全不同,受过高等教育,举止谈吐有教养,所以兄姐都很尊敬他。母亲曾说他祖父是个撑渡的,到了父辈才历经艰辛,慢慢地发起来。谭家的住宅式样和规格在西乐堰独树一帜,带点西洋风格,前厅敞亮,内部结构明快而不繁杂。谭伯伯只有一女在上海读书,一度有意让我大哥做其女婿。谭伯母喜欢我,也想让我做她的干儿子,她很想有个男孩。她体型瘦削,站着像根竹竿,表情严肃,不苟言笑,我不大愿意亲近她,也闹不清自己有哪些方面能讨他们的喜欢。

记得有次去谭伯伯家,他答应带我去油坊看榨油。晚上睡觉,我与他俩睡一头,夹在中间。谭伯伯第二天起床很早,他轻轻扯一下我的耳朵,我就醒了。为了不惊动谭伯母,我俩蹑手蹑脚地走出寝室,直奔牛舍而去。谭伯伯身材高大,走得飞快,我则在旁边一溜小跑地跟着。我先天不足,但后天并未失调,贪玩好动,活蹦乱跳。在运动会上,我的跑步多次拿过第一。我总不穿鞋,光穿一双上了底的长袜,奔跑起来轻快如飞。在日常生活中,我动作麻利,这也许是讨大人喜欢的原因吧。

牛舍有8头大水牛,它们是谭伯伯的宠物。油坊里碾压菜籽的石碾子重逾千斤,就靠这些大家伙去轮流拉动,所以必须喂养得膘肥体壮。这几头牛在他心目中不是一般的牲口,而是一件件经过他精心雕琢的艺术品。牛圈清洁敞亮,由两名长工细心喂养,每天都要到野外放牧。有趣的是每头牛在清晨能享用到两枚鸡蛋。这事由他亲自操作,不让长工插手。现在他则让我当小帮手。他交给我一节洗净的竹筒,下端开口,刨成光滑的舌形。我用两手握着,他朝竹筒里打进鸡蛋,再轻轻扒开牛嘴。我立即将竹筒下端插入,滑腻的鸡蛋就顺溜地进了牛的咽喉。他一边操作,一边跟牛亲昵地说话,喜爱它们如同自己的孩子。由此,我也爱上了这些水牛,油坊成了我常去玩的地方。

土法榨油的工艺过程大致如下:先将菜籽装进蒸笼加热,再倒进石槽用碾子压碎。取出后用茅草裹成大个圆饼,外加细铁圈箍住,然后将它们一块挨一块地放进巨大的木槽内。木槽侧面开有一排楔孔,用来加木楔子。几名赤膊的壮汉喊着号子,来回小跑抓住悬在梁上足有4米长的木槌,像撞钟一样狠劲地把一只只楔子砸进去。这场面使我感受到一种惊心动魄的气势,我被劳动者迸发出来的伟力所震撼!菜籽饼被楔子越挤越紧,一直收缩到和铁箍一样窄,半透明的菜油顺着油槽汩汩流进能淹死人的大油缸。另一边则是一条硕大似象的水牛,拉着石碾绕着碾槽不停地转圈,槽内装着蒸熟的菜籽。

谭伯伯跟这群工人相处得不错,我没有见过呵斥他们。他们自然也乐意替他卖力,创造财富。夏季日照长,劳动时间也相应延长,主人免费供应一顿粥或汤面。有时碰上油坊开饭,他就拿过工人手里的筷子,尝尝小菜的味道。

解放初,他把女儿送往台湾,自己则隐匿在上海友人家避风头。於潜县一位士绅得悉后向政府检举,谭被逮捕押回原籍。在西乐堰召开的群众大会上,贫下中农纷纷上台控诉其罪行,不过台下也有一些人说他好话。斗争大会以后,他被执行枪决。

按他的资产和社会关系,如果在解放前夕安排得周密些,是容易离开大陆的。后来有人评议说:谭当时优柔寡断,自以为是开明地主兼资本家,在家乡口碑不坏,土改政策会允许他生存下去。他眷恋故乡,不愿过背井离乡的日子,最后无情的政治运动让他挨了枪子儿。如果他那会儿走了,现在以台胞身份荣归故里,拿出一点从劳苦大众那里剥削来的钱,在家乡搞几项修路办学的福利事业,该是何等的风光啊!】

老烟曾经告诉我,那位检举谭伯伯的所谓“士绅”,应该就是我奶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