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速成学校的校长叫田其光,胖乎乎的,人很和善,但能力不强,全盘业务工作均由教务主任张林生负责。张是苏北人,渡江前入伍,高中文化,本应吃得开,但此君身上有股文人傲气,加之在苏北根据地当区长时被捕过,历史上有疑点,所以提升不快,只是连级干部。他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,用的是锋芒毕露的“革命体”。

张主任入伍前当过教师,对教学工作抓得有板有眼。记得我头次上讲台,有些紧张,生怕学员提问,而成年学员的一大特点就是爱提问,何况他们年龄大级别高,对我这个“小先生”并无多少敬畏。当时我遇到几个学员连续发问,差点当众出丑,吓得“两股战战,几欲先走”。不过我很快就适应了,努力把课讲得生动,让学员爱听。张主任搜集到大家的反映后,对我的工作评价不错,很快就提拔我当教员组长。我至今保存着一本立三等功的《功劳证》,颁发时间为1951年9月1日。立功事迹写了3条:一、工作积极负责,思想稳定;二、教学上能主动钻研;三、自学好,并能帮助别人。

1951年底,西南军区文化教员祁建华创造“速成识字法”,号称30天内可让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认识3000个字。部队的“文化大进军”骤然升温,祁建华本人也被尊奉为“扫盲大师”、“当代仓颉”,其影响由军内扩展至军外,掀起了建国以后第一次“扫盲热”,声势不亚于时下的“疯狂英语”。据我一辈子的教学经验,语言学习实在是太困难,所以在任何时代,“速成”都是诱人的噱头。“大拨哄”的群众运动,能够在短期内营造出宗教式的学习狂热,以及“无往而不胜”的豪情斗志,但神话终究是神话,其真实效果与广告词相比总要大打折扣。

由于推行“速成识字法”,我校学员猛增。为解决师资短缺,师政治部决定把师文工队调来支援,我麾下的人马骤然增加到80名。部队惯例:每天早晚点名两次,除查人数外,主要是讲评和布置工作。这任务由我来主持,校长和教务主任很少出面。自文工队来后,每次我点名时,下面站着黑压压一片,很有些声势。人一多,要办的事自然就多,我一下子变得很忙很重要,不时有人来请示工作,领导也常叫我去布置任务。文工队有不少姿色不错的姑娘,小伙子都愿意在她们面前露脸,我自然也是心情愉快,干劲冲天。

这次文化进军总的来说干得不错,我的能力得到了锻炼。张主任对我的使用是放手的,我也没让他失望。阔别40多年以后,上世纪90年代我曾到无锡拜访这位于我有知遇之恩的伯乐。其时已是满头白发的他,噙着泪水与我在家彻夜长谈。

老张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历尽磨难,九死一生。那时“造反派”的脑子里缺根弦,认定“大凡历史上被捕过的人,要么是烈士,要么是叛徒”,所以整治他比整治“走资派”要厉害得多。老张转业后担任一所重点中学的支部书记,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,被校内红卫兵打得死去活来。他妻子是学校的人事干部,也遭揪斗而失去自由。

有一回,老张蹲在“牛棚”里想吃油饼,托人带口信给上小学的女儿。次日,女儿送饭的篮子里果然多了一块油饼,不料却被看守发现后扔在地上。老张从栅栏间伸手去抓时,一只大脚迈过来,把油饼碾得稀烂。小女儿在一旁不停哭泣。老张气得七窍生烟,跳起来冲着看守破口大骂:“你不是人,你是畜牲!”当天晚上,老张的右腿被打断了……

后来落实政策,老张总算摘去“叛徒”帽子,享受地厅级离休待遇,然而妻子因焦虑得了精神分裂症,已经不明不白地死在狱中——这是最使他悲愤的事。老张患有严重的心脏病,与第二任妻子生活在一起,貌合神离。我走那天,这位续弦送我到车站,交谈中得知她是上海的一名退休医生。她人不错,温文尔雅,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。不过很显然,无论在志趣还是性格上,她与老张都格格不入。她并不讳言两人的关系已经出现危机。果然,半年后我接到老张的信,说女医生已经离他而去。再过两年,我终于得到老张的噩耗。他死于心脏病复发,享年80岁。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