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军大的思想改造,老烟在自传里作了详细描述,有些事情十分滑稽,现照贴如下,权作解颐:

【指导员每天要听取各个班的学习汇报,从个人发言中找出富有教育意义的生动实例,然后推到全中队面前作典型报告。这样的活动经常搞,我现在还记得一次,演讲者就是前面提到的在支塘玩水时的游泳健将孙君。他是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的远房亲戚。家里因为境况不好,让他姐姐到孙科公馆去帮工,估计也就是十七八岁的姑娘吧。从孙君的长相可以推断其姐的相貌不凡,因而被孙科看中了。某天夜晚她正要就寝,孙科推门而入,抱住她强行接吻,想要非礼。她拼命反抗,尖声高叫。孙科害怕家丑外扬,不敢有进一步的行动。过不多久,她就被辞退回家了。这个故事有两方面的教育意义:一是剥削阶级都是寡廉鲜耻之辈,表面上仁义道德,背地里男盗女娼。二是阶级关系要高于血缘关系,这两个人尽管都是一个家族的,但剥削阶级仍然要压迫被剥削阶级,不要因为亲情而对阶级敌人存有任何幻想。

在漫长的学习过程中,最主要的形式就是小组讨论。这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传来的,叫做“习明纳尔”。在一个小圈子里,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,朝夕相处之下,内心的戒备会逐渐消融,最后吐露真情。一旦抓住典型,就会层层上推,不断扩大宣传范围,收取放大效应。所以每隔一段时间,组织上就会搞一次“小高潮”,把搜集起来的典型事例集中起来,开全体大会。下面记录的就是我印象最深,最富戏剧性的一幕:

这次上级安排的,是以批判地主阶级享乐腐朽思想为主题的“向党交心”运动。古人曰:“饮食男女,人之大欲存焉。”可以说,这个课题重点在“男女”上,几乎人人有份,而改造的标准,似乎应以柳下惠为样板。

卢政委的启发报告用去半天,下午是典型引路。谁会登台亮相,现身说法呢?这是全政教班人人关注的焦点。学员们对卢政委有点“个人崇拜”,深信他选中的典型,必定是个百里挑一的人物。此人一发言,产生的威力应不小于广岛挨的那颗原子弹。

两时正,大礼堂内座无虚席,喇叭里播放的音乐使得会场气氛分外肃穆而压抑。在主角出场前,须有人领头呼“打倒万恶的地主阶级”、“彻底批判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”之类的口号,领呼者多为政工干部,如果有哪位指导员这方面已出了名,那么他一举臂,全场就会热血沸腾。有一回在校本部广场召开“反对美帝武力阻止解放台湾大会”上,有一位指导员领着全政教班800名学员一气喊了10个口号,一个比一个嘹亮有劲,把整个会场镇住了,真是出足了风头。他不仅有一条得天独厚的好嗓子,更重要的是充沛的感情招之即来,极富于鼓动性,所以每次都能收到“群情沸腾”之效。

这次呼口号却是各自为政,所以彼此有些打架,待声音渐渐平息下去,众人便如同看歌剧一样,静候主角的出现。

突然,全场一片哗然。上台的竟然是张君,老学员中思想改造的楷模,全政教班仅有的几名学员排长之一。当时军大各学员队的排长,均从野战军连队中选拔而来,上过战场立过功,令我们这些“小知识分子”难以望其项背。这些人在队里都是组织别人交心,而自己的心已经足够红,可以踏踏实实放在胸腔里了。现在他怎么会跳上台来呢?

没想到张君真个放出原子弹来!他细述自己由于背上了“进步分子”的包袱,在这次交心运动中瞻前顾后,思想斗争十分激烈。经过组织的帮助,他终于提高了觉悟,决心与地主阶级腐朽思想彻底决裂。接下来,他声泪俱下地向大家坦白:在投考军大离沪前夕,他将同父异母的16岁妹妹奸污了……

张君对每个听众都提出这样一个严峻的问题:

“我连如此隐秘的丑事都敢端出来,你为什么还要观望动摇呢?”

正在这时,坐在我身后的李君递过一张字条:“小烟,请马上跟我出会场,有要事相告!”我立即去向排长打了个招呼,就和李君走出会场。这时口号声大作,其中自然有“向张××同志学习,放下包袱,轻装前进!”之类的内容。

我俩在离会场20米处的一棵法国梧桐旁坐下。

李君是杭州××大学学生,外语很棒。他身材矮小,性格孤僻,不大敞开思想,让人感觉有些清高,不过跟我还谈得来。这会儿他神情紧张,说话嗓音发颤:

“方才我听了典型发言,受到强烈震动,决心向组织彻底交心,可是又害怕自己待到大会结束后发生动摇,所以请你出来,趁热打铁,先向你公开!”

我听后心情也很激动,抓紧做他的思想工作,鼓励劝慰他,并答应为他保密。因为指导员已在骨干分子会上向我们交过底:有些人的事可以不在小组会上交代,只须写成书面材料交给组织即可。李君听完我的话,变色的脸庞渐渐恢复了常态。

这次他交代的是如下一个内心秘密:

他出身于成都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,内部氛围有点像巴金笔下的《家》。15岁时,比他年长十几岁的寡居姨妈,挑唆他发生了性关系。虽然仅有一次,却造成他难以摆脱的负疚感,由此性格大变。怪事无独有偶,今年夏季,他脐下一寸处长出一颗豆粒大的脓疮,久治不愈。他胡思乱想,怀疑姨妈有性病,自己受到传染,梅毒螺旋体潜伏数年后,终于“脱颖而出”,他为此忧心忡忡,羞愧得无地自容,已失眠一个多月,甚至想到了自杀。在“火城”度暑,却不敢脱长裤睡觉,患部因不能及时消毒治疗而引起溃烂,他更以为梅毒进入第二期了。

他一口气说完这些,两眼充满企盼地看着我。我紧紧握住他的手,抚慰地说:“这件事你不负什么道义上的责任,能主动把沉重的包袱卸下,非常好,今后就可以轻装前进了。”可能是“当局者迷,旁观者清”吧,我按常理推断,他那颗脓疮决非梅毒,应抓紧去门诊部治疗,我答应陪他同往,后来证明果真是虚惊一场。

这次交心运动结束时,每人要写一份思想小结,李君坦诚地把此事写了进去。小结虽不用在小组会上宣读,却要装进档案袋里伴随终生。李君很清楚这点,但并不因此而动摇。

那时大家的心态可归结如下:一是感到进入新社会要做新人类,应追求像婴孩一样纯洁的思想境界,为此必须涤荡心灵的污垢,就像张君和李君所做的那样;二是对组织的信任胜过父母,有如虔诚的教徒之于上帝。这种信任感给了我新生的力量,让我自觉克服旧社会沾染的不良习气,努力变成一个高尚的人、纯粹的人。然而,这种信任感也导致我在后来的“反右”运动中险遭灭顶之灾。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