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军大的思想改造，老烟在自传里作了详细描述，有些事情十分滑稽，现照贴如下，权作解颐：

【指导员每天要听取各个班的学习汇报，从个人发言中找出富有教育意义的生动实例，然后推到全中队面前作典型报告。这样的活动经常搞，我现在还记得一次，演讲者就是前面提到的在支塘玩水时的游泳健将孙君。他是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的远房亲戚。家里因为境况不好，让他姐姐到孙科公馆去帮工，估计也就是十七八岁的姑娘吧。从孙君的长相可以推断其姐的相貌不凡，因而被孙科看中了。某天夜晚她正要就寝，孙科推门而入，抱住她强行接吻，想要非礼。她拼命反抗，尖声高叫。孙科害怕家丑外扬，不敢有进一步的行动。过不多久，她就被辞退回家了。这个故事有两方面的教育意义：一是剥削阶级都是寡廉鲜耻之辈，表面上仁义道德，背地里男盗女娼。二是阶级关系要高于血缘关系，这两个人尽管都是一个家族的，但剥削阶级仍然要压迫被剥削阶级，不要因为亲情而对阶级敌人存有任何幻想。

在漫长的学习过程中，最主要的形式就是小组讨论。这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传来的，叫做“习明纳尔”。在一个小圈子里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，朝夕相处之下，内心的戒备会逐渐消融，最后吐露真情。一旦抓住典型，就会层层上推，不断扩大宣传范围，收取放大效应。所以每隔一段时间，组织上就会搞一次“小高潮”，把搜集起来的典型事例集中起来，开全体大会。下面记录的就是我印象最深，最富戏剧性的一幕：

这次上级安排的，是以批判地主阶级享乐腐朽思想为主题的“向党交心”运动。古人曰：“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。”可以说，这个课题重点在“男女”上，几乎人人有份，而改造的标准，似乎应以柳下惠为样板。

卢政委的启发报告用去半天，下午是典型引路。谁会登台亮相，现身说法呢？这是全政教班人人关注的焦点。学员们对卢政委有点“个人崇拜”，深信他选中的典型，必定是个百里挑一的人物。此人一发言，产生的威力应不小于广岛挨的那颗原子弹。

两时正，大礼堂内座无虚席，喇叭里播放的音乐使得会场气氛分外肃穆而压抑。在主角出场前，须有人领头呼“打倒万恶的地主阶级”、“彻底批判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”之类的口号，领呼者多为政工干部，如果有哪位指导员这方面已出了名，那么他一举臂，全场就会热血沸腾。有一回在校本部广场召开“反对美帝武力阻止解放台湾大会”上，有一位指导员领着全政教班800名学员一气喊了10个口号，一个比一个嘹亮有劲，把整个会场镇住了，真是出足了风头。他不仅有一条得天独厚的好嗓子，更重要的是充沛的感情招之即来，极富于鼓动性，所以每次都能收到“群情沸腾”之效。

这次呼口号却是各自为政，所以彼此有些打架，待声音渐渐平息下去，众人便如同看歌剧一样，静候主角的出现。

突然，全场一片哗然。上台的竟然是张君，老学员中思想改造的楷模，全政教班仅有的几名学员排长之一。当时军大各学员队的排长，均从野战军连队中选拔而来，上过战场立过功，令我们这些“小知识分子”难以望其项背。这些人在队里都是组织别人交心，而自己的心已经足够红，可以踏踏实实放在胸腔里了。现在他怎么会跳上台来呢？

没想到张君真个放出原子弹来！他细述自己由于背上了“进步分子”的包袱，在这次交心运动中瞻前顾后，思想斗争十分激烈。经过组织的帮助，他终于提高了觉悟，决心与地主阶级腐朽思想彻底决裂。接下来，他声泪俱下地向大家坦白：在投考军大离沪前夕，他将同父异母的16岁妹妹奸污了……

张君对每个听众都提出这样一个严峻的问题：

“我连如此隐秘的丑事都敢端出来，你为什么还要观望动摇呢？”

正在这时，坐在我身后的李君递过一张字条：“小烟，请马上跟我出会场，有要事相告！”我立即去向排长打了个招呼，就和李君走出会场。这时口号声大作，其中自然有“向张××同志学习，放下包袱，轻装前进！”之类的内容。

我俩在离会场20米处的一棵法国梧桐旁坐下。

李君是杭州××大学学生，外语很棒。他身材矮小，性格孤僻，不大敞开思想，让人感觉有些清高，不过跟我还谈得来。这会儿他神情紧张，说话嗓音发颤：

“方才我听了典型发言，受到强烈震动，决心向组织彻底交心，可是又害怕自己待到大会结束后发生动摇，所以请你出来，趁热打铁，先向你公开！”

我听后心情也很激动，抓紧做他的思想工作，鼓励劝慰他，并答应为他保密。因为指导员已在骨干分子会上向我们交过底：有些人的事可以不在小组会上交代，只须写成书面材料交给组织即可。李君听完我的话，变色的脸庞渐渐恢复了常态。

这次他交代的是如下一个内心秘密：

他出身于成都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，内部氛围有点像巴金笔下的《家》。15岁时，比他年长十几岁的寡居姨妈，挑唆他发生了性关系。虽然仅有一次，却造成他难以摆脱的负疚感，由此性格大变。怪事无独有偶，今年夏季，他脐下一寸处长出一颗豆粒大的脓疮，久治不愈。他胡思乱想，怀疑姨妈有性病，自己受到传染，梅毒螺旋体潜伏数年后，终于“脱颖而出”，他为此忧心忡忡，羞愧得无地自容，已失眠一个多月，甚至想到了自杀。在“火城”度暑，却不敢脱长裤睡觉，患部因不能及时消毒治疗而引起溃烂，他更以为梅毒进入第二期了。

他一口气说完这些，两眼充满企盼地看着我。我紧紧握住他的手，抚慰地说：“这件事你不负什么道义上的责任，能主动把沉重的包袱卸下，非常好，今后就可以轻装前进了。”可能是“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”吧，我按常理推断，他那颗脓疮决非梅毒，应抓紧去门诊部治疗，我答应陪他同往，后来证明果真是虚惊一场。

这次交心运动结束时，每人要写一份思想小结，李君坦诚地把此事写了进去。小结虽不用在小组会上宣读，却要装进档案袋里伴随终生。李君很清楚这点，但并不因此而动摇。

那时大家的心态可归结如下：一是感到进入新社会要做新人类，应追求像婴孩一样纯洁的思想境界，为此必须涤荡心灵的污垢，就像张君和李君所做的那样；二是对组织的信任胜过父母，有如虔诚的教徒之于上帝。这种信任感给了我新生的力量，让我自觉克服旧社会沾染的不良习气，努力变成一个高尚的人、纯粹的人。然而，这种信任感也导致我在后来的“反右”运动中险遭灭顶之灾。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