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次日，终于到了目的地。我打听到师司令部的所在地，一名军人将我领进一座地主老宅。跨进高高的门槛，是个不大的庭院，平整的青石板铺地，中央放着两张八仙桌，两位首长正在打乒乓球。我的调令被递给其中一位戴深度近视镜的中年人，他叫宋一民，宣传科长，是我的顶头上司。宋科长放下球拍，对我说：“现在师首长都出去开会了，只留下参谋长主持日常工作，他本来就是初中文化，所以你的工作以后再研究，先在司令部办公室待下，当干教吧。”他随即喊来一人：“李强，给你调来个同行——小烟。”宋科长为我接上头，又继续打球了。

李强是司令部的干部文化教员，福建人，身材瘦弱，牙齿和手指都被烟熏黄了。他待人热情，马上接过我的背包，把我领到他的卧室，又找来门板支了一张床。晚上，他向我介绍司令部的情况，说在上级机关当干教，比下基层单位当文教舒服多了，每周只安排两个下午的文化课，内容浅近，用不着备课。可是我的心情却跟他不一样，头上那顶“师以上干部文化教员”的桂冠还舍不得摘下来。从李强的话中我感到：这里的师级干部文化程度比较高，用不着我培训。又想起宋科长的态度，似乎也没把我的到来当回事。一路上我踌躇满志，准备在部队大干一番，现在却好似热脸贴上了冷屁股，着实无趣。

另一点让我不舒服的是机关生活的自由散漫。头次走进司令部大门就碰上两位领导打乒乓球，旁边还站了不少参谋干事观战，这可是办公时间啊！堂堂一个师部都如此，团、营、连部的散漫可想而知。李强向我解释道：“这里跟你在南京的大单位不一样，现在是军事训练结束后的休整阶段，所以生活闲散。一旦训练开始，各工作组纷纷下连队，机关里就见不到几个人了。”看来他已经习惯，而我却不能适应。

平淡无聊的机关生活中，唯一的刺激就是看枪毙人。刑场设在海滩上，行刑前必先游街示众。这类场面我看过多次，现在只记录其中印象最深的一次：

那是初冬的一个下午，我正在司令部大院闲坐。忽闻锣声，立即往青石板街奔去，街道两边已站满围观的群众。迎面押过来一行5人，老中青搭档。为首的是前县参议长，干瘦小老头，穿蓝绸棉袄，裤管用丝带扎紧，步履蹒跚。中间三位并排行走，垂头丧气，看样子是地主。最后一位是个二十七、八岁的土匪首领，长得人高马大，着一袭黑布衫。他虽被反翦双手，却目中无人，高视阔步，引得不少观众啧啧称奇。因其过于嚣张，押解排长手持驳壳枪，喝斥匪首低头，但他并不理睬。排长怒容满面，用枪把重重敲击他的脑袋，顿时流出一注殷红的鲜血。可匪首满不在乎，步姿丝毫未变，排长没有再打第二下。

为了抢占制高点，我提前奔向海滩，终于在一条翻修的木船上找到立足之地。过了一会儿，死囚犯被押到海滩，距我大约30米远。海滩湿软难行，县参议长步履维艰，被两名战士架着胳膊拖行。到达指定地点，死囚们面朝大海，排成一列。天空阴郁，冰冷的潮水缓缓舔食着海滩。两名战士一松手，参议长竟全身扑倒在地，脸庞埋入泥水之中。也许怕他提前窒息而死，执刑战士迅速举枪射击，枪膛冒出一缕青烟。接着又传来几下沉闷的枪声，三个地主委顿倒地。最后只有那个土匪首领还站着——士兵们似乎不想让他先死，有意在刑前吓唬吓唬他。不料他居然转过身来，两眼看着举枪瞄准的战士。那战士猝不及防，一枪打偏，匪首笑了起来。排长见状，马上拎着手枪赶过去，逼近他的头部开了一枪。匪首往前踉跄了几步，终于倒下。

行刑结束后，观众都朝海滩涌去，看那几具尸体。我跑得很快，窜到了前头。几位家属正哭哭啼啼地准备收尸。由于打的多是开花弹，除了土匪外，个个脑浆涂地，黄色中掺有血红色，颅骨已经破裂，塌陷下去的头皮还粘连着，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。回去听老兵讲，子弹开不开花由执刑者掌握，出于仇恨，要使囚犯脑浆涂地，只需将子弹头在头发上蹭几下即可。

机关中的工农干部需要学文化，知识分子则要学军事。有一次，我们十几人聚集在过厅内，听一位参谋讲手榴弹的构造。他一边讲，一边演示，用小手指套进弦线顶端的铁圈中，手榴弹就悬在下面，还不时上下抖几下。大家看得心惊肉跳，但个个却装出沉着冷静的样子。事后才明白，他是在跟我们开玩笑：里面的引信早就取出来了。

听完课，要进行实弹演习。我们被领到河滩边，藏在土堤后面，只等一声令下，就使劲往河中扔手榴弹。我最担心弦挂得太牢，甩不出去又带回来，那可要了命！好在军事教员现身说法，消除了大家的思想顾虑。最后我表现得还不错，顺利地将手榴弹扔了出去。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