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“文化大进军”一结束,我们又投入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。1952年元旦,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号召:“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,大张旗鼓地、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、反对浪费、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。”这是我首次参加政治运动。到2月份,《人民日报》连续公布三起大案:先是北京处决了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宋德贵;接着是上海公安局逮捕大奸商王康年;最后是毛泽东批准枪决天津地委正副书记刘青山、张子善,他俩共贪污171万元。当时的物价水平很低,这数额要是按今天的购买力换算,大概得上亿元了。

刘、张的处决,在全国范围起了极大的震慑作用。解放初期,共产党员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是崇高神圣的,大家深信斯大林所说的话:“他们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。”刘、张事件就是这个神话破灭的开始。

“三反”运动在部队中迅速铺开。我们首先到师部参加群众大会,由参谋长主持,几位首长全在台上坐镇。会场四周有荷枪的士兵把守,气氛紧张。师政委传达中央文件后,立即宣读逮捕令。点到谁的名,马上押上台,公布其罪状,内容不外乎两条:贪污与腐化。那天会上共抓了7人,大多是营团级干部。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营长,身材壮实,虎虎有生气,过去立了不少战功。他在驻地勾搭了10来个“花姑娘”,抓到台上仍然满脸傲气,不肯低头认罪。

经过“典型引路”,上级机关给下属单位分配了“打老虎”的名额。毛泽东曾有批示:“中南军区直属机关计划打大老虎106只,小老虎357只是适当的,以后可以按照情况随时追加,各级党委都要做出打虎预算。”根据上级指示,领导干部要摸底排队,确定审查对象。群众只需联系实际,对浪费现象进行自我批评,涉及内容无非是掉饭粒、扔药片、不节约纸张和粉笔。多数人不掌管公家财物,跟贪污挂不上;至于官僚主义,总要当个芝麻绿豆官才有资格。所以这次运动,一般人都可以轻松过关,没有什么思想压力。事不关己,高高挂起,平淡的生活中增添几分热闹和刺激,岂不快哉!

校党支部最后确定的主攻对象为司务长。他是个老兵,山东人,平时见着谁都是笑眯眯的。我和教员班长黄君参加了他的专案组,另外还找了三位教员。审讯室就设在我的宿舍。司务长显得很痛快,一开始就交代了几笔小的贪污,主要是外出采购时做了些手脚。我们想顺藤摸瓜,逮出一只“大老虎”来。但司务长是个慢性子,我们怎么声色俱厉地追问,他总是面带微笑,三言两语就把我们的指控推翻。在运动中,这类人最难对付。后来我们想出了“车轮战术”,分成两拨人马,日夜不停地审讯,搞得他疲惫不堪。审讯开始前,我特地到商店买了一条香烟撂在桌上,让大伙儿随便抽,提精神。

车轮战术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,不到两天,司务长又交代了几笔数额较大的贪污款,但是因为单位小,油水不大,他交代的总数连一只“小老虎”也够不上,不过我们仍为自己取得的胜利兴奋不已。车轮战术带有体罚性质,我们坐着,被告只能站着;我们抽烟,他烟瘾虽大,却只能干瞪眼,除非他表示配合,我们才允许他坐下来抽一支。于是他顺水推舟,投我们所好,交代了几笔新的。但到运动接近尾声、开始落实政策时,他又说后面几笔都是假的,全部翻供,害得我们白忙活一场!

运动结束,他调离学校,到另外一个单位照样当司务长。他还抽空来看我们,就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。我明显感到他是胜利者,而我们则被他耍弄了。后来经历的运动多了,我明白车轮战术是“逼、供、信”常用的一种手段,并非是我们的新发明。薄一波在中央做报告时曾说:“以斗智攻心为主,群众压力为辅。”而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的,我们搞的不过是小儿科。类似的翻案在其他单位也很常见,依靠群众大轰大嗡的政治运动多半就是这样的结果。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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