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“文化大进军”一结束，我们又投入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。1952年元旦，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号召：“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，大张旗鼓地、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、反对浪费、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。”这是我首次参加政治运动。到2月份，《人民日报》连续公布三起大案：先是北京处决了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宋德贵；接着是上海公安局逮捕大奸商王康年；最后是毛泽东批准枪决天津地委正副书记刘青山、张子善，他俩共贪污171万元。当时的物价水平很低，这数额要是按今天的购买力换算，大概得上亿元了。

刘、张的处决，在全国范围起了极大的震慑作用。解放初期，共产党员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是崇高神圣的，大家深信斯大林所说的话：“他们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。”刘、张事件就是这个神话破灭的开始。

“三反”运动在部队中迅速铺开。我们首先到师部参加群众大会，由参谋长主持，几位首长全在台上坐镇。会场四周有荷枪的士兵把守，气氛紧张。师政委传达中央文件后，立即宣读逮捕令。点到谁的名，马上押上台，公布其罪状，内容不外乎两条：贪污与腐化。那天会上共抓了7人，大多是营团级干部。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营长，身材壮实，虎虎有生气，过去立了不少战功。他在驻地勾搭了10来个“花姑娘”，抓到台上仍然满脸傲气，不肯低头认罪。

经过“典型引路”，上级机关给下属单位分配了“打老虎”的名额。毛泽东曾有批示：“中南军区直属机关计划打大老虎106只，小老虎357只是适当的，以后可以按照情况随时追加，各级党委都要做出打虎预算。”根据上级指示，领导干部要摸底排队，确定审查对象。群众只需联系实际，对浪费现象进行自我批评，涉及内容无非是掉饭粒、扔药片、不节约纸张和粉笔。多数人不掌管公家财物，跟贪污挂不上；至于官僚主义，总要当个芝麻绿豆官才有资格。所以这次运动，一般人都可以轻松过关，没有什么思想压力。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，平淡的生活中增添几分热闹和刺激，岂不快哉！

校党支部最后确定的主攻对象为司务长。他是个老兵，山东人，平时见着谁都是笑眯眯的。我和教员班长黄君参加了他的专案组，另外还找了三位教员。审讯室就设在我的宿舍。司务长显得很痛快，一开始就交代了几笔小的贪污，主要是外出采购时做了些手脚。我们想顺藤摸瓜，逮出一只“大老虎”来。但司务长是个慢性子，我们怎么声色俱厉地追问，他总是面带微笑，三言两语就把我们的指控推翻。在运动中，这类人最难对付。后来我们想出了“车轮战术”，分成两拨人马，日夜不停地审讯，搞得他疲惫不堪。审讯开始前，我特地到商店买了一条香烟撂在桌上，让大伙儿随便抽，提精神。

车轮战术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，不到两天，司务长又交代了几笔数额较大的贪污款，但是因为单位小，油水不大，他交代的总数连一只“小老虎”也够不上，不过我们仍为自己取得的胜利兴奋不已。车轮战术带有体罚性质，我们坐着，被告只能站着；我们抽烟，他烟瘾虽大，却只能干瞪眼，除非他表示配合，我们才允许他坐下来抽一支。于是他顺水推舟，投我们所好，交代了几笔新的。但到运动接近尾声、开始落实政策时，他又说后面几笔都是假的，全部翻供，害得我们白忙活一场！

运动结束，他调离学校，到另外一个单位照样当司务长。他还抽空来看我们，就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。我明显感到他是胜利者，而我们则被他耍弄了。后来经历的运动多了，我明白车轮战术是“逼、供、信”常用的一种手段，并非是我们的新发明。薄一波在中央做报告时曾说：“以斗智攻心为主，群众压力为辅。”而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的，我们搞的不过是小儿科。类似的翻案在其他单位也很常见，依靠群众大轰大嗡的政治运动多半就是这样的结果。】